甲自2006年1月1日起擔任當時民政總署(現市政署)衛生監督部動物檢疫監管處處長。透過持有“暗股”的方式，甲分別夥同乙和丙開設公司，又夥同丁和戊開設動物醫療診所，利用其作為民政總署衛生監督部動物檢疫監管處處長的職權，在2012年6月至2019年2月期間，合共約43次對動物檢疫監管處的採購判給程序作出干預，令上述公司更容易獲得判給；甲又暗中促成其持股的上述醫療診所取得格力犬絕育之業務，並容許他人在私人業務中使用屬民政總署的設備和藥物。事件被揭發後，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就針對各被告之指控作出審理，並於2020年1月15日作出判決：裁定甲被指控的一項“公務上之侵占使用罪”的罪名不成立；裁定甲、乙、丙及丁四名被告被指控的“濫用職權罪”及“虛假之當事人聲明(財產申報)罪”罪名成立，分別判處四人120日罰金刑至4年實際徒刑不等。

四名被告不服判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中級法院合議庭對案件進行審理。上訴人甲認為原審法院同時判處其以連續犯方式觸犯兩項“濫用職權罪”，違反了“一罪不二罰”原則。合議庭認為，本案中甲是基於不同的事實而被判處以連續犯的方式觸犯兩項“濫用職權罪”，故不存在對“一罪不二罰”原則的違反。然而，針對當中第二項“濫用職權罪”，根據已證事實，甲只有一次利用職權為相關的動物醫療診所謀取不法利益，並不存在數次符合罪狀的犯罪行為。至於應否將其納入第一項以連續犯方式作出的“濫用職權罪”中，並僅以一項連續犯罪作處罰，合議庭指出，根據《刑法典》第29條第2款之規定(只有存在外在誘因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的罪過時，才可構成一連續犯)，此處看不到可相當減輕其罪過的外在誘因；相反，甲從開設公司的犯罪模式中獲得甜頭後，加劇了其貪婪的慾望，產生再次利用手中職權去獲得利益的犯罪故意。這種變本加厲的情節，不構成可相當減輕其罪過的外在誘因。基於此，針對原審法院判處甲以連續犯的方式觸犯的第二項“濫用職權罪”，應以一項單獨的“濫用職權罪”作改判。

至於甲因在採購程序中“通水”給其開設的公司，涉嫌構成“違反保密罪”方面，合議庭認同甲的行為(透露其他供應商的資料)屬同時構成這兩項犯罪(“違反保密罪”和“濫用職權罪”)，但不是由“違反保密罪”吸收或取代了“濫用職權罪”；相反，兩者是實質競合的關係，因保護的法益有所不同：前者是公務員的保密義務，而後者保護的是權力不被濫用。然而，考慮到《刑事訴訟法典》第399條第1款所規定的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合議庭不能作出相應判罰。

此外，合議庭還逐一駁回了其他上訴人所提出的上訴理據，並最終裁定：乙、丙及丁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審判決；甲的上訴理由部分成立，廢止原審裁判關於判處其以連續犯方式觸犯的第二項“濫用職權罪”的決定，改判其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濫用職權罪”，判處1年6個月徒刑，數罪並罰，合共判處其4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維持其他原審決定。

參閱中級法院第296/2020號案的合議庭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