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懂廣州·粵韻| 琴音清越繞樑久，廣東音樂步步高

廣東音樂（又稱“粵樂”），是流行於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及廣府方言區的中國絲竹樂種，是嶺南文化的三大瑰寶之一，是我國民間音樂的重要樂種，也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廣東音樂是廣府人生活最活色生香的縮影與寫照：它是街市茶樓的娛情遣興，也是大雅之堂的稀鬆常客；它既有“雨打芭蕉”的閒適、“平湖秋月”的婉約、“彩雲追月”的浪漫，也不乏“賽龍奪錦”的豪情與“泣長城”的家國情懷。廣東音樂的音色清脆明亮，曲調流暢優美，節奏清晰明快，被譽為“透明音樂”。它是無數海外華人永遠無法忘懷的故土鄉音。

一百年過去了，廣東音樂的底色未改、氣質不變，仍是當年的那個“潮牌”。

溯源

沙灣開廣東音樂創作之先河

《賽龍奪錦》《雨打芭蕉》熟奏成章

如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蜚聲海內外的廣東音樂孕育於美麗富饒、河網密布、潮濕溫潤的珠三角地區。

在廣東音樂非遺國家級傳承人、著名高胡演奏家何克寧看來，各個地方樂種之所以有不同的特色和韻味，與當地地理環境、風土人情以及方言的聲調息息相關。廣東音樂之所以能受到人們的喜愛,是因為其旋律流暢優美，曲式結構嚴謹，題材多取自生活；最重要的是，它有獨特的韻味，這種韻味的形成，與白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是在南海、番禺、順德一帶，人們說話抑揚頓挫，忽高忽低、平仄交替、明朗悅耳。有人說“南番順地區的人吵架也像唱歌一樣”。

“文字的發音有其聲必有其調。廣州地區的方言發音直接影響著廣東音樂的旋律與韻味。在這些地區流行的'龍舟''木魚''鹹水歌'與'中山民歌'等，和我們生活中的民謠、童謠、勞動號子、買賣經商的叫喊，都成了廣東音樂創作的旋律寶庫。”中國歌劇舞劇院院長陶誠認為，廣東戲曲、民歌與器樂平行發展、交叉影響和相互借鑒，促進了廣東音樂的誕生。

業界普遍認為：明代萬曆年間，外省音樂文化（包括中原古樂、弋昆牌子曲、江南小曲、小調等）全面傳入珠三角後，受本土語言、風俗、人文、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與在“胚胎”中的本土音樂文化慢慢融合。明清時期，木魚歌、粵謳、南音等民間戲曲在嶺南空前繁榮，民間樂社、八音班等紛紛湧現。

廣東戲曲、民歌與器樂平行發展、交叉影響和相互借鑒，促進了廣東音樂的誕生。

圖為廣東民族樂團粵樂經典演出。廣東民族樂團供圖

廣東音樂的正式形成，應當自清代嘉慶年間南海人招子庸編寫《粵謳》算起。該書是招子庸在廣州蒐集歌伶詠唱的民間唱詞俚句彙編而成。全書共121首樂曲，以粵語韻律加以變調整理，以粵地方言譜詞。

清代咸豐至宣統年間，廣東音樂尚處在孕育期，未能自成一體。在這一時期，以番禺沙灣人何博眾為代表的民間音樂愛好者把北方樂曲和粵謳、南音及粵劇的曲牌、雜曲等熟習於心，互相引奏。在充分借鑒民間音樂藝術的基礎上，他們以生活體驗為依據，創作了一批廣東音樂作品，如《賽龍奪錦》《雨打芭蕉》《餓馬搖鈴》等。這些作品只是作者在心裡自編成譜，用口說明曲意，用手奏曲——熟奏成章，還沒有用譜記錄。擅長揚琴的著名藝人嚴老烈自創“右竹法”，以“加花”（修飾旋律的手法，是演奏者對原曲進行的二次創作）的手法，改編創作了《旱天雷》《倒垂簾》《連環扣》《歸來燕》等經典作品。

隨著嚴老烈、何博眾等早期著名作曲家兼演奏家創作的首批廣東音樂作品問世，廣東音樂完成了器樂化過程，組合形式和演奏技法日趨成熟。

廣東音樂的正式形成，應當自清代嘉慶年間南海人招子庸編寫《粵謳》算起。圖為樂器木琴

繁榮

“何氏三傑”創“典雅派”

一代宗師呂文成製高胡

民國初年，沿海經濟繁榮催生著人們對精神生活的追求，西學東漸也促進了粵曲的創新。這一時期人才鼎盛、創作繁榮，湧現出被稱為“何氏三傑”的何柳堂、何與年、何少霞。他們都是何博眾的後人。

以何柳堂為代表的作曲家收集與整理了廣東音樂的早期作品，把曲子用譜記下來，並加以提升。如《賽龍奪錦》《雨打芭蕉》《餓馬搖鈴》等曲，經何柳堂整理提升後，發出了奪目光彩。

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何柳堂又寫下了《回文錦》《七星伴月》等曲。從何博眾時期手彈、口授、耳聽、心記到何柳堂的承上啟下、整理提升，再到何與年、何少霞富有個人特色的創作，沙灣數代何氏音樂人以中原音樂為根，以民間藝術、歌謠等為營養，在繼承前人音樂特色的基礎上，吸收粵劇和西洋音樂的養分，強調節奏的轉換、旋律的優美、音色的華麗、調式的變化，以曲抒情，終成別具一格的“典雅派”。

番禺沙灣能成為廣東音樂的發源地之一，沙灣何氏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得益於富裕的經濟條件、開明的思想和活潑的民間藝術，沙灣何氏族人不僅能文能武，還能歌善舞。何氏音樂清新典雅、委婉柔和、自成一體，從“琵琶大王”何博眾到享譽中外的“何氏三傑”，他們成為廣東音樂的開拓者、改革者、傳道者。《雨打芭蕉》《賽龍奪錦》《餓馬搖鈴》等名曲從這裡奏響，傳奏至今。

舞劇《沙灣往事》中表現《雨打芭蕉》的舞段。廣東歌舞劇院供圖

從《粵謳》問世至20世紀20年代，粵樂的樂器主要由二弦、三弦、竹提琴、月琴、揚琴、喉管、笛、簫等組成。這個時期也是粵樂的硬弓（堅硬粗響的樂器）時期。沙灣何氏歷代名家都是琵琶高手，如首創“十指琵琶”彈奏技法的何博眾被稱為“琵琶大王”，何少霞被稱為“琵琶精”。

何柳堂後來在香港任廣東音樂和粵劇教師多年，粵樂名家呂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四大天王”都曾拜在其名下學藝。

如果說“加花”是廣東音樂演奏技法上的豐富與改變，那麼，一代粵樂宗師呂文成讓廣東音樂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20世紀20年代，20歲出頭的呂文成做了一次大膽改革：他把二胡的絲質外弦用小提琴的鋼絲外弦代替，音域提高了四度，並用兩膝夾住琴筒拉奏。正因這一創舉，高胡成為廣東音樂的主奏樂器。以高胡為主奏的“軟弓組合”逐漸取代傳統以二弦為主奏的“硬弓組合”，成為主流。

當時的一位滬上名記者寫道：“二十年代他（呂文成）在上海音樂社個人表演揚琴獨奏《梅花三弄》《小桃紅》兩闋，聽眾們如痴如醉……至今傳誦不衰……二胡獨奏《雙聲恨》《昭君怨》將終，掌聲響徹全場。”呂文成大獲成功後，被聽眾譽為“二胡博士”“二胡王”。

以高胡為主奏的“軟弓組合”逐漸取代傳統以二弦為主奏的“硬弓組合”，成為主流。

圖為高胡演奏家餘樂夫。星海音樂廳供圖

傳播

揚名於上海廣東音樂傳遍五大洲

全國民間藝術家協會會員、廣東省音樂家協會會員陳錦昌曾指出，呂文成是創作廣東音樂作品最多、作品最為流行的音樂家。

《步步高》在滬上寫成

20世紀20年代，呂文成在上海的茶座裡寫出了“舞蹈粵樂”《步步高》，在坊間大受歡迎。這首曲目的頭三個音“335”是粵語“步步高”的諧音，寓意“步步高升”的吉祥兆頭。該曲演奏時在兩個八度音域中充分發揮高胡技巧，給人以步步高升之感，“八度大跳”的旋律多次出現，更是讓人精神振奮，因此大受熱捧。

《平湖秋月》是呂文成創作的另一首名曲，被稱為《步步高》的“姐妹篇”。有樂評人表示，《平湖秋月》旋律委婉、節奏多變，“既飽含江南音樂華麗明亮的韻致，又採用嶺南音樂行雲流水的走指及圓潤的長弓和彈性的短弓，形像地描繪出他（呂文成）在杭州西湖感受到的'江天一色無纖塵'的幽美境界”。

1932年，呂文成離開上海，定居香港。抗戰期間，呂文成創作的《泣長城》《櫻花落》《送徵人》《台兒莊之戰》等抗日樂曲，極大地激勵了國人的抗敵鬥志。

呂文成為什麼會在上海學習粵曲並成名？原來，呂文成出生於中山，3歲時就跟隨養父遠赴上海。呂文成的音樂啟蒙之路頗為特別——他在滬上做童工，受到附近茶樓裡粵劇與粵曲表演的耳濡目染，從而愛上了廣東音樂。

與他的經歷有所相似的是，廣東音樂同樣發源於珠三角，也同樣揚名於上海。

廣州大學音樂舞蹈學院執行院長劉瑾教授認為，廣東音樂風行上海，是廣東精英文化與海派文化的合璧聯珠。“當時廣東人在上海的社會地位很高，廣東音樂非常容易被接受。”

1918年，上海首個廣東音樂社團——“上海粵僑工界協進會音樂部”成立。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滬上已有30多個廣東音樂社團。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上海一躍成為亞洲唱片業重鎮，北上的廣東音樂得益於此，邁入全盛時期。隨著唱片銷往全國各地，廣東音樂也在全國揚名。

隨著唱片銷往全國各地，廣東音樂也在全國揚名。

圖為音樂會上的廣東音樂五架頭演奏組合演奏《狂歡》。

伴隨華僑腳步走向世界

借助工業文明的力量，廣東音樂風靡全國，廣州、香港、上海、瀋陽、天津、西安等地都成立了研究和演奏廣東音樂的音樂社，尤其是上海和香港，茶樓和舞廳裡都有廣東音樂伴奏。

星海音樂學院音樂學副教授、廣東音樂文化研究專業碩士生導師吳迪2005年第一次去天津演出，當晚全場滿座。一位七八十歲的老先生告訴吳迪：“我是'留學生'——聽著留聲機學廣東音樂的學生。”

伴隨著華僑的腳步，廣東音樂傳播到了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在海外，凡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廣東音樂。廣東音樂是海外華人與故土之間的情感紐帶。漂泊海外的華人，即使與故鄉遠隔萬里，耳邊縈繞的仍是熟悉、溫暖的鄉音。

國樂藝術家方錦龍回憶說，20世紀80年代，他去歐洲演出，廣東籍僑民希望他彈奏廣東音樂名曲《平湖秋月》，他不會彈，問去哪裡學，對方告訴他去廣州，於是他毅然南下。從此，安徽人方錦龍在嶺南紮根。

國樂藝術家方錦龍（左一）。圖為方錦龍在《紅色中國·粵韻飛揚》廣東音樂精品音樂會上演奏。

傳承

樂團相繼成立花城萬家管弦

新中國成立後，廣東音樂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成為中國唯一以省份命名的民族音樂。專業研究機構和專業演奏團體相繼成立，如廣東民族樂團、廣東音樂曲藝團等。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廣東音樂開始逐漸形成大型樂隊結構，並製定了三種樂隊編制——小組奏、中組奏、大合奏。大型樂隊形成後，也引進了樂隊指揮。一批名家創作出《春到田間》《山鄉春早》等優秀作品。其中，劉天一被譽為“廣東高胡第二代傳人”。他演奏《鳥投林》時，一改前人用“呌子”模仿鳥鳴的技法，改用高胡的高音區演奏。為了更好地把握鳥囀之音，他常到郊區、公園聆聽鳥鳴，認真揣摩，最後運用特殊弓法，模仿出比呌子更為逼真的鳥鳴。

據史料記載，20世紀60年代，郭沫若到廣東目睹了民間音樂的盛況後，寫下了“千頃良田千頃蔗，萬家燈火萬家弦”的詩句。

其實，無論是新年賀歲，還是重大活動，都有廣東音樂的“身影”：《彩雲追月》曾跟著神舟六號“上天”，豐富了兩名航天員的太空生活；《步步高》曾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上伴隨著各國運動員代表隊入場……

高胡演奏家余其偉被稱為“廣東高胡第三代傳人”，是當代廣東音樂的領軍人物。音樂界評論余其偉的演奏“開拓了中國高胡藝術的新格局”。他領銜的“余其偉廣東音樂演奏組”是藝術水準最高的廣東音樂“五架頭”組合，近40年來足跡遍布海內外。

廣東音樂不斷取得新成就。1995年舉行了第1屆廣東音樂創作大賽，至2017年共舉辦6屆，優秀作品不斷湧現。這些作品既保留了廣東音樂的傳統旋法特徵，在曲式結構及和聲佈局上又頗具新意。

2006年，廣東省歌舞劇院民族樂團推出了廣東音樂《嶺南變奏》，大膽起用北方新生代作曲家，重新解讀嶺南音樂傳統，結合了交響樂、爵士樂的技法和節奏，對粵樂和潮樂名曲進行“拼貼”，使其表現力更為豐富，從側面展示了廣東音樂的包容、創新。

新中國成立後，廣東音樂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成為中國唯一以省份命名的民族音樂。

圖為“粵韻廣州塔——名家週末大舞台”第七期廣東音樂曲藝首場專場晚會。

創造

80後“粵樂搖滾雙棲”

近年來，新技術、多元審美、藝術創新使廣東音樂的發展之路更廣闊。新腔與古調“同在”，前衛與傳統融合——音樂人正在不斷探索守正創新的道路。

近年來，國樂藝術家方錦龍成了國樂“頂流”。2019年B站跨年晚會上，方錦龍單槍匹馬，和由著名音樂人趙兆指揮的百人樂團“鬥樂”。曲目縱貫古今、橫跨東西，既有名曲，又有電子遊戲配樂。方錦龍使用多種中西方樂器，甚至“實力打臉”——拍著臉皮演奏。一眾“小青年”嘆為觀止，獻上滿屏彈幕：“壯哉我大國樂”“雞皮疙瘩掉一地”“老爺子太厲害了”。

方錦龍在傳統藝術和現代元素融合方面做了很多嘗試，引領“國風”“國潮”。在他看來，“把廣東音樂包裝好，就是一種新的時尚”。

“沙灣何氏幾代音樂家的創作，往往信手拈來，從日常生活中找到靈感，挖掘題材，這是很值得我學習的。”他說，“20世紀30年代，廣東音樂'四大天王'勇於吸納西洋音樂，並進行巧妙融合，這種'無論西東、包容革新'的精神對我也非常有啟發。”

方錦龍在傳統藝術和現代元素融合方面做了很多嘗試，引領“國風”“國潮”。

圖為方錦龍（右一）與著名相聲藝術表演家黃俊英以趣談廣東音樂的形式主持串場。

廣東音樂發展到現在，合奏最常用的是“五架頭”。方錦龍自從復制了當代五弦琵琶之後，一直用五弦琵琶演奏廣東音樂。“廣東音樂鼻祖何博眾當年就以琵琶為主要樂器，尤其是他的'十指琵琶'絕技，技法靈活、指法創新、變化多端，非常了不起。可惜後來這種技法失傳了。我正在研究'十指琵琶'技法，希望能夠恢復和繼承。”方錦龍說。

在傳承、創新的道路上，有方錦龍這樣的60後“國樂頂流”，也有餘樂夫這樣“粵樂搖滾雙棲”的80後高胡演奏家。

餘樂夫是高胡大師余其偉之子，十六七歲時愛上了搖滾。後來，他逐漸發現，“有種微妙感覺，只有民樂能給”。2003年，餘樂夫攜手吳迪、李志成、郎平、童紹民四位熱愛廣東音樂的演奏家，創立了“南亭會粵樂團”。19年後，“南亭會”已成為廣東音樂演奏組合的“天團”，被譽為新一代的廣東音樂繼承者。

作為樂團的藝術指導，餘樂夫表示：“我們只做一道菜——本土廣東音樂。我們從大學組團直到現在，對這片土地無比熱愛，因此很努力地為這片土地上的藝術留下一些成果，哪怕只有一點。當我們用心感受來自全世界的精彩，就具備了把廣東音樂'玩'得更講究的條件。”

年屆七旬的音樂人類學研究專家、星海音樂學院教授周凱模從事相關研究已有40年。他說：“傳統不是僵死的事物，音樂文化是活態的，它必然一直流動。就像江河，碰到一座山，它要轉個彎，碰到一條溝，它要往下沉，然後不斷匯合其他支流，一直向前走。同樣是廣東音樂，餘樂夫和當年呂文成所做的顯然不同，但內在的'樂脈'一直在那裡。”

2003年，餘樂夫攜手吳迪、李志成、郎平、童紹民四位熱愛廣東音樂的演奏家，創立了“南亭會粵樂團”。

圖為南亭會樂團演出現場。星海音樂廳供圖

根脈

沙灣粵樂後繼有人

行走在沙灣古鎮，街頭巷尾不時傳來婉轉的樂曲聲，這是街坊鄰里組織的私伙局在開唱。近日，記者在沙灣鎮走訪兩名廣東音樂傳承人，一老一少，與他們對話，傾聽他們的故事。

據悉，改革開放以來，沙灣鎮將傳統廣東音樂發揚光大，沿用廣東音樂大師何柳堂之名，成立了“柳堂樂社”，推動全鎮的廣東音樂、曲藝活動。沙灣先後自發組成並恆常開展活動的私伙局、群眾音樂團體近10個，公開展演及參與各級比賽，其中有沙灣廣東音樂研習社、翠園樂社、沙灣青蘿樂坊等，各個學校還組建了少年民樂隊等，傳承廣東音樂“典雅派”的優良傳統。

70多歲的何滋浦是地道的沙灣人，曾在育才小學教授民樂多年。他成立了廣東音樂研習社，將以前來自育才小學民樂隊的學生組織起來。每個星期五，他們都會聚集在三稔廳，組織音樂私伙局活動。

2020年，在沙灣文體中心組織下，何滋浦為抗疫獻上了3部曲藝作品——《逆行者贊》《南粵杏林春》《龍舟》，用音樂來凝聚人心、鼓舞鬥志。

沙灣古鎮的孩子們在練習演奏廣東音樂。（通訊員沙灣古鎮供圖）

作為“非遺”沙灣何氏廣東音樂項目市級代表性傳承人，何滋浦常把沙灣的音樂比作一株大樹。“沙灣的音樂有盎然的生長力，也有柔弱的一面，因此要用心培養下一代。當他們長大之後，年輕人也可以撐得起沙灣的音樂。”

“我父親擅長廣東音樂，精通多種民族樂器，還會製作樂器。小時候，父親每天晚上都會邀請朋友一起來家裡演奏廣東音樂。”青蘿樂坊創始人張錦威這樣回憶兒時對廣東音樂的記憶。

2015年，7名沙灣本地年輕人自發組成了專門演奏、練習和研究廣東音樂的小型樂團——青蘿樂坊。這些年輕人或是80後，或是90後，且都在兒時參加過民樂團，學習演奏廣東音樂。樂坊成立後，張錦威負起了傳承人的責任，走進多所學校，教授廣東音樂。

張錦威還告訴記者，沙灣青蘿樂坊的所有樂器、道具和演出服都是自己湊錢購買的，沒有任何單位資助。“樂坊成員從事不同的職業，每個人雖然都很忙，但每次都會準時出現在排練現場，這背後是對廣東音樂的熱愛與責任感。”

“傳承廣東音樂，沙灣後繼有人”，這是張錦威的微信個性簽名，也是他的追求。“要到全國舞台、世界舞台上去演奏沙灣的音樂。”他說。（文/記者肖桂來）

鑑賞

平民意識俗世感情

到底是什麼孕育了廣東音樂的神韻？高胡名家余其偉用“平民意識、俗世感情”來概括廣東音樂的文化品格和美學特徵。“廣東音樂較少像中原文化、北方音樂那樣深厚蒼涼，多寫津津有味的生活小景、花鳥蟲魚、個人情懷、自然風光、風土人情，所以它親民、親切、通俗、朗朗上口，比如《步步高》，全世界都懂。”余其偉說。

廣東音樂的題材多源於現實生活，人們將對生活的感悟借助音樂表達出來，而對自然景物的描寫，也都帶有濃郁的地方色彩，流露出自然活潑的生活情趣。比如，《雨打芭蕉》描繪初夏時節雨滴敲打蕉葉的情景，堪稱南國情趣的初期代表；《賽龍奪錦》取材於端午節南國水鄉賽龍舟緊張、激烈的場面，表現了勞動人民勇敢豪放、奮發向上的精神面貌；《孔雀開屏》描寫孔雀姿態華美、色彩絢麗的開屏過程，比擬一種祥和幸福的氣氛，生機盎然……廣東音樂多姿多彩地表現平民情感，融入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