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記者范麗青、郭偉峰在1991年8月12日抵達台北桃園機場，開啟兩岸新聞雙向交流大門。

2017年是台灣記者首次訪問大陸三十年，在“第三屆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郭偉峰應邀作主題發言（中評社束沐攝）

編者按：1991年8月，新華社記者范麗青和中新社記者郭偉峰在兩岸相隔42年之後，作為大陸記者第一次踏上台灣寶島進行採訪，打開了兩岸新聞雙向交流的大門，載入了兩岸關係史冊。在30年之後，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郭偉峰撰寫了本文，一在於紀念當年的不凡時刻，二在於敘說一個不願意在兩岸新聞交流道路上停步的新聞人的理想與追求。作者認為：從網絡新聞傳播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當然與從政黨政治的角度、或者經濟、文化的角度來看是有所不同的。作為一個從事兩岸關係新聞傳播工作的媒體人，應該走上創新之路，從網絡新聞傳播的角度來溝通、觀察、分析、研判乃至參與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並且要通過網絡新聞的傳播與交流，減少兩岸彼此的誤解，化解兩岸之間的爭議，增強兩岸雙方的互信，促進兩岸共同的交流。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8月號以《中評社與兩岸關係中的網絡媒體傳播》為題發表了這篇文章，文章內容如下：

1991年8月12日，我與新華社記者范麗青作為大陸記者踏上了台灣的採訪之道，這是兩岸分隔42年來，在兩岸官方均許可之下，大陸記者因公務第一次走進台灣島。雖然至今30年過去了，我卻一直走在兩岸關係新聞傳播的路上，從未離開。30年前，我下定決心此生要為兩岸和平發展做出貢獻，至今初心不變。致力於兩岸關係中的網絡新聞傳播，就是我的為兩岸和平努力的具體實踐，儘管異常艱難，但甘之如飴。

而創辦中國評論通訊社，走上網絡新聞傳播之路，是因為受到了汪道涵會長的啟發。大約在1997年底，汪道涵會長在一次的談話中對我們說，今後要通過網絡來聯通兩岸資訊，還可以供兩岸的專家學者在網上交流研究。當時互聯網傳播剛剛起步不久，網絡媒體還沒有進入成熟的階段，汪道涵會長的先見之明，確實了不起。

我由此認識到，從網絡新聞傳播的角度來看兩岸關係，當然與從政黨政治的角度、或者經濟、文化的角度來看是有所不同的。作為一個從事兩岸關係新聞傳播工作的媒體人，應該走上創新之路，從網絡新聞傳播的角度來溝通、觀察、分析、研判乃至參與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並且要通過網絡新聞的傳播與交流，減少兩岸彼此的誤解，化解兩岸之間的爭議，增強兩岸雙方的互信，促進兩岸共同的交流。為此，我與同事們在香港進行了長達24年的努力，可以說，完全沒有虛度的感覺。雖然現在的兩岸關係重返驚濤駭浪之際，兩岸新聞交流遭遇重挫，但是對於兩岸關係的未來，我仍充滿期待，充滿信心。

一、新聞傳播中的兩岸關係

從政治的角度看兩岸關係歷程，大約可以劃分為如下五大階段：第一，國共對峙的階段（1949年至1996年）。這個階段是國共爭正統的年代，以國共的政黨地位衝突為主，對一個中國原則，國民黨沒有放棄。第二，國共失信的階段（1996年至2000年）。這個階段則涉及到了國民黨走本土化路線，獨台思想汎濫的深層次問題，國民黨在李登輝主導下逐步放棄“一個中國”原則。第三，統獨鬥爭的階段（2000至2008年）。在這一個階段，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執政，兩岸以激烈的輿論鬥爭為主。第四，國共與兩岸和平發展的階段（2008年至2016年）。這一個階段以國民黨重新執政為開端，國共及兩岸政府的互信合作，超過歷史的任何一個時期。第五，紅綠較量與民意衝突最為激烈的階段（2016年及之後）。

如果從新聞傳播的角度看兩岸關係，則可以劃分為如下六個時期：

第一，鬥爭期（1949至1990年）。這一時期，兩岸媒體基本上沒有互動，信息完全不交流，兩岸新聞媒體的關係是隔絕的。雙方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場，以輿論鬥爭為主，批判、抹黑、攻擊對方是兩岸各自媒體上的事實反映。在此一時期，對兩岸受眾來說，電台是最為主要的傳播工具，其鬥爭與宣傳輿論影響比較大。雙方的新聞宣傳對話，最重要的渠道就是電台廣播。

第二，接觸期（1991年至1995年）。這一時期，以新華社記者范麗青、中新社記者郭偉峰作為大陸記者在1991年8月首次訪台、開啟了兩岸新聞雙向交流為開端。在這4年中，是兩岸新聞媒體的雙向接觸期，從完全陌生，到開始合作，4年中走過了兩岸新聞史中最為重要的路程。在這個時期，兩岸新聞媒體都處在接觸的發燒期、互訪的頻密期。雖然時間短，互相瞭解還不深入，但是兩岸新聞媒體構建了相對穩定的接觸和互信架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在這個時期，完成了兩岸新聞真正意義上的雙向交流與合作，兩岸新聞媒體開始從互相抹黑的鬥爭批判時期走出來，客觀的、務實的、全面的新聞報道觀初步在兩岸新聞媒體之間建立起來了。

第三，磨合期（1996年至2000年）。因為台灣政局的重大變化是在這4年中完成的，國民黨大分裂、民進黨勢力膨脹，導致兩岸關係進入緊張對峙期。而且這4年中，台灣的支持民進黨的綠色新聞媒體正式誕生，發展很快，使得原來兩岸新聞媒體交流中不存在的障礙出現了，如“一中原則”問題，不僅影響到交流，也影響到言論、新聞報道，蓬勃的雙向的新聞媒體人員交流熱暫時降溫了。但是，兩岸新聞媒體的實質交流更加深入。兩岸的新聞交流法規在這個時期基本成形，1996年12月1日，國務院台辦公佈了《關於台灣記者來祖國大陸採訪的規定》。台灣也以小步快跑的方式，逐步撤除障礙，如放寬大陸記者赴台的身份等等。但是兩岸的新聞媒體交流排除了綠色媒體，或者說綠色媒體拒絕參與兩岸新聞交流。兩岸新聞交流沒有停滯，磨合是成功的。

第四，發展期（2000年至2008年）。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是兩岸關係最危險的時刻，兩岸武力衝突一觸即發。但是從新聞傳播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卻是兩岸新聞傳播在不斷發展的時期。重要因素有三：第一，台灣的政權輪替思想深入民心，在選舉政治中，新聞媒體的政治影響力加強，執政者難於掌控。第二，兩岸新聞媒體的合作與交流已經奠定了基礎，執政者沒有能力打斷兩岸新聞交流。儘管這一時期發生了台灣當局驅逐新華社、人民日報記者的事件，但是無法遏止兩岸新聞交流的勢頭。第三，互聯網媒體開始發揮作用，網絡技術推動了兩岸信息交流的發展，打破了40多年來存在的傳統的新聞傳播障礙。

第五，興旺期（2008年至2016年）。馬英九及國民黨執政之後，兩岸關係進入了和平發展時期，政治上有對話、經濟上大合作，大陸民眾掀起了台灣旅遊觀光熱潮，大陸的新聞媒體及受眾高度關注台灣新聞，大陸地方媒體也得以赴台灣駐點採訪。台灣因應兩岸交流熱潮，催生了很多關注大陸新聞的新媒體。兩岸主流媒體合作採訪活動頻仍。可以說，兩岸新聞交流官方熱，民間更加熱。因應形勢，大量的支持兩岸交流的新媒體在這一時期誕生。但是，馬英九國民黨實施的政黨退出新聞媒體政策埋伏了重大的政治隱患，國民黨確實在退出，但是民進黨卻在大舉進入。國民黨逐步失去了新聞話語權。這樣的媒體勢力消長，最終對兩岸新聞交流形成了嚴重的障礙。

第六，調整期（2016年至今）。2016年5月蔡英文當選，民進黨重新執政，因為民進黨當局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機會之窗迅速關閉。兩岸新聞交流沒有翻車，但是被急刹車，進入了新的變動期。2020年蔡英文再次當選連任，中美關係脫鈎、香港問題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國民黨力量崩潰，民進黨一黨獨大，內外因素交集，導致兩岸關係急劇冷凍，兩岸新聞交流也基本停滯。台灣步入了“後真相”時代，傳統媒體與社交媒體全面融合，媒體“綠化”已經全面普及。支持兩岸交流的新聞媒體與社交媒體在當局政策壓力下大幅萎縮。這個階段的最大危機已經浮現：即鼓吹“台獨”的社交媒體大量出現，其言行強烈刺激大陸民意。大陸民意緊密審視判斷民進黨當局踩破底線行為，催促採取“武統”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現階段是兩岸民意乃至民粹輿論衝突最激烈階段。

現在看來，兩岸關係要發生新的轉機實屬不易，要重返兩岸新聞交流的興旺期更是非常不容易。雖然如此，兩岸新聞關係要倒退回完全隔絕時代也不可能，一是兩岸關係求和平求發展是無法切割的台灣主流民意，這就為兩岸新聞交流打下了厚實的民意基礎。二是新的網絡時代社交媒體的功能越來越強大，網絡民意如流水，民意的轉變必然導致政局的轉變。三是新技術時代人與人溝通的媒介越來越發達，難於切割，新型的網絡平台更加趨向共享化。

更重要的是，兩岸關係中必須統一、必然統一的因素越來越凸顯，大陸實力的與日俱增，台灣實力的日趨邊緣，已經是無法逆轉的事實，時間一定是在大陸這一邊。大陸需要耐心，台灣需要歸心，和平統一一定是解決兩岸問題的最佳上策。避戰去兇，和平相與，一定是兩岸人民的最大民意。因此，兩岸關係不可能切割、必定會回歸到交流融合的道路上來。這是中評社的認知，更是中評社的信心。

作為個人，我經歷了上述六個時期；作為中評社，則經歷了後面三個時期。兩岸新聞交流與傳播一直走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歷史前列，一直肩負支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歷史作用，這是我的深刻感受。

二、網絡時代的兩岸新聞傳播與交流

創辦中國評論通訊社的想法是在2000年的時候誕生的，我將其定位為網絡通訊社，屬於網絡媒體。網絡媒體又稱互聯網媒體，其定義就是藉助國際互聯網這個信息傳播平台，以電腦、電視機以及移動電話等為終端，以文字、聲音、圖像等形式來傳播新聞信息的一種數字化、多媒體的傳播媒介。互聯網媒體相對於早已誕生的報紙、廣播、電視等媒體而言，又是“第四媒體”。從嚴格意義上說，互聯網媒體是指國際互聯網被人們所利用的進行新聞信息傳播的那部分傳播工具性能。

但是，直至2005年中評社正式誕生的時候，網絡媒體在兩岸還沒有形成大氣候，也沒有多少人相信我們的以網絡媒體溝通兩岸的夢想真的能夠實現，所以需要不斷研究與實踐。對於網絡媒體在兩岸關係中可以發揮新聞交流的作用，我在當時信心已經非常足，因為我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論述，現回顧如下：

我們首先要確定，兩岸一同進入了網絡時代，進入了網絡媒體迅速掌握社會話語權的時代。我當時認為，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來進行判斷：

1、兩岸的網絡媒體受眾人數已經成為新聞資訊受眾的多數。也就是說，網絡受眾與平面媒體受眾、電子媒體受眾的人數旗鼓相當，甚至網絡媒體受眾人數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事實上，這三大類媒體的受眾互有交集，網絡當時看來不會完全取代報紙與電子媒體，但是，網絡媒體受眾對報紙的排斥化及疏離化態勢十分明顯。

按照美國傳播學者的定義，一種媒體使用的人數達到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才能被稱為大眾傳媒。在美國，達成5000萬人使用的界限標準的大眾傳媒，廣播用了38年，電視用了13年，有線電視用了10年，而互聯網祗用了5年。到1998年底，美國的網絡用戶已達6200萬。互聯網作為繼報刊、廣播、電視之後的第四大傳播媒體的概念那時就被提出來。因此，2005年網絡媒體的使用人數在大陸即將超過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台灣超過全部人口的二分之一的時候，中評社曾經響亮喊出：網絡媒體在兩岸就是大眾傳媒！

2、網絡媒體的內核、形態、功能、傳播力等各個方面當時都初步成熟，並且得到了公認。從早期的網絡是什麼？到幾年前的網絡做什麼？到現在的網絡媒體不是媒體是什麼？不做媒體做什麼？這一系列問題的提出，都充分表明，人類新聞傳播歷史，在2005年的時候無可非議地進入了網絡時代。

現在縱觀兩岸四地的新聞媒體，我們可以驚訝地發現，網絡媒體無所不包，網絡通訊社，網絡報紙、網絡電台、網絡電視、網絡圖書，凡是其他媒體所有的，網絡媒體都有。甚至其它媒體沒有的，網絡媒體也都有。大陸更是率先進入了融媒體時代。互聯網的普及化，使得網絡媒體的互動性大為加強，以受眾為中心的傳播形態不斷在構建與確立中。

3、網絡媒體是兩岸之間最佳的新聞信息溝通渠道。人類社會的新聞傳播進程發展到今天，最高的理想境界是什麼？不外乎是這麼幾種吧？低成本，多媒體，大容量，全球性，高時效，大自由，多元性。這些優勢，網絡媒體全部都囊括在內。

第一，低成本，網絡媒體的數字化是低成本的保證，與傳統媒體相比大大節省了成本。

第二，多媒體。網絡媒體具有整合文字、圖片、視頻乃至聲音的綜合功能，這是其它種類媒體不容易做到的。

第三，大容量。常說，網絡容量之大，任何其他媒介都無可企及，對於網絡新聞而言，其在空間能力上最突出的特徵就是資訊貯存與轉運的能力。實踐結果正是如此。比如中評網是一個巨大的兩岸關係資料庫，所有新聞信息都將保存下來，甚至成為歷史記錄。

第四，全球性。網絡“虛擬空間”並無所謂“領域疆界”，網絡新聞全球化的特徵，有利兩岸公平合理、客觀務實地交流信息。

第五，高時效。過去的獨家新聞可以保值24個小時之久，今天的網絡時代，獨家新聞祗能保值1分零4秒，甚至更短時間。網絡新聞傳播的高效率，是毋庸置疑的。

第六，大自由。網絡新聞的最大自由度就是新聞的來源廣泛，言論的自由度寬鬆，受眾的參與度高。

第七，多元性。網絡媒體的傳受關係特徵具有多元性，就如普遍認定的那樣：互聯網媒體的多元性特徵，首先表現在傳播主體上，在互聯網媒體世界，不是專門的新聞傳播機構一家獨有，從網絡屬性上講，政府、企事業網站乃至個人網站都有能力可以發布新聞，成為傳播新聞的主體。其次，互聯網媒體的全球化特徵，決定其文化的多元性，它通過超鏈接、超文本的手段，運用數字技術，將全球文化用網絡的方式聯結在一起。其三，互聯網媒體的傳播方式也具有多元性的特點。傳播媒體的傳播方式一般是點對面的傳播，而互聯網媒體除了點對多即網站向網民、某一網民向不特定的其他網民發布信息這一方式之外，還有點對點即網民通過網絡向其他某個網民發電子郵件的方式，眾多網民向某一個網站發送信息、反饋意見的多對點方式，以及網上聊天室、電子公告牌等多對多的傳播方式。

現在看來，以上20多年前的觀點判斷依然具有價值。祗不過網絡媒體的形態更加多元化，內容更加豐富化，話語權更加強大化，這些共性是兩岸網絡媒體共同擁有的。根據2020年中國互聯網發展趨勢報告，中國大陸的互聯網用戶已達10.8億；台灣也完全普及，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絡資訊中心”等機構的統計，2019年台灣網民總數達到2020萬人，整體上網率高達85.6%，其中網民採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高達97.9%。我們現在要強調的是：網絡媒體在兩岸就是最強大的主流傳媒！所以，在政黨政治不一樣、意識形態不一樣、社會制度不一樣的兩岸之間，網絡傳播是當前乃至今後最佳的新聞信息的溝通渠道，也是最有影響力的傳播工具。因為網絡媒體具有以上的共性，我們對兩岸關係的政治調整期，以及兩岸新聞交流的調整期，不能以悲觀為主導，當然也不能盲目樂觀，必須要遵循客觀規律去創新、去推動。

三、網絡媒體傳播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我曾經就網絡傳播對兩岸關係的正面影響做了一些研究，通過中評社進行了長期的實證檢驗，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1、網絡傳播可以增強兩岸關係的思想力。

何謂思想力？在此指的是促進兩岸關係持續發展的思想動力。這種促進兩岸交流的思想力，不是憑空而生的，需要經過資訊交流、資訊溝通，乃至思想踫撞與交匯，最後才能由輿論共識進入到共同發展的思想力出現的階段。兩岸網絡傳播成為主流之後，給兩岸之間帶來了什麼？當然是帶來了兩岸的更多、更客觀的資訊交流。這是肯定的。此外還有什麼呢？最重要的應該是帶來了兩岸民眾的思想、思維的溝通和交流，並且由此產生新的關於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思想力。兩岸的長期隔絕，使兩岸民眾處在一個雞犬相聞，但老死不相往來的環境之中，彼此非常陌生，誤解不斷，當然會嚴重傷害兩岸關係。所以，通過比較少障礙的網絡傳播溝通雙方民眾的思想、思維的重要性就凸現出來了。不過，通過網絡傳播溝通兩岸思想、思維，並且產生思想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要走過長期的甚至是異常艱辛的歷程。

2、網絡傳播是兩岸關係的穩定器。

新聞媒體的長期的交流、資訊的充分溝通，在兩岸民眾心目中確定的地位十分重要，兩岸民眾彼此通過傳媒的互動，已經有了初步的認識，不會完全受情緒煽動。因為互相瞭解，兩岸新聞媒體大多能夠理性報道，有所克制。所以，兩岸新聞交流對兩岸關係起到了穩定器作用。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執政，兩岸正式與非正式的所有溝通管道全部中斷，連海基會、海協會都停止接觸了，兩岸處在盲目狀態，互相不明情況，這是非常危險的時刻。在這個時刻，兩岸新聞媒體包括網絡媒體發揮了重要的溝通作用，通過大量的新聞報道、分析，透露了大量資訊，基本上能夠使得兩岸當局避免誤判，使得兩岸關係始終處在穩定階段。這就是最典型的穩定器作用。最近5年多來，這樣的問題再次發生，中評社也在不斷總結經驗，與時俱進，通過自身的客觀傳播，努力為兩岸關係的穩定發揮網絡媒體的作用。

3、網絡傳播是兩岸關係的推動力。

兩岸新聞交流不僅是人員的往來，更重要的是內容的傳播。兩岸新聞交流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推動力不可以低估。兩岸關係中幾次重大的歷史階段，都是新聞媒體推動的。如果沒有兩岸新聞交流，兩岸關係的發展動力勢必受到嚴重損害，後果不堪設想。作為新聞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媒體的歷史責任十分重大。

4、網絡傳播是兩岸關係的支撐點。

兩岸關係是十分脆弱的，因為兩岸沒有政治互信。更加嚴重的是，統一與分裂的鬥爭始終會貫穿在兩岸關係之中，問題嚴峻。所以，在這樣特殊的狀態中，兩岸新聞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就起到了特殊的輿論支撐作用。溝通，是兩岸新聞媒體起到的重要的支撐作用之一。解讀，也是兩岸新聞媒體起到的重要支撐作用之一。如何透過現象看本質，是兩岸之間有責任、有能力的新聞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的重要任務。緊張對峙中的兩岸關係，官方渠道全部中斷，祗有新聞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才能有效地對問題進行溝通與解讀。

5、網絡傳播是兩岸關係的避戰閥。

從社交網絡輿情角度來觀察，2020年是兩岸關係中民意對抗最為激烈的一年，對兩岸是否將發生戰爭的討論最為廣泛、最為深入、最為喧囂。我們知道，輿論鬥爭達至不可調和的階段，必然就進入武力鬥爭階段。但是，兩岸網絡媒體的輿論輿情卻與社交媒體很不相同，在涉及兩岸關係的資訊、觀點中，還是不乏各種理性的、客觀的資訊及觀點，兩岸政策主流機構的意圖均能得到完整的表述，儘管時常針鋒相對，但是仍有溝通作用，這就有效區隔了社交媒體的狂熱，使得關於戰爭的討論更多停留在社交媒體層面。所以，兩岸關係中的主流網絡媒體肩負著公開溝通、知己知彼、遏制戰爭的避戰閥作用，期待兩岸當局都要有充分的認知。一旦這樣的兩岸避戰閥被摧毀，那就離戰爭真的不遠了。中評社的最大功能之一，就是要時刻保持清醒與理性，主動發揮網絡媒體的避戰閥作用。

任何傳播都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功能。如果上述網絡傳播的正向作用被政治因素完全壓制，無法發揮出來，那麼就是兩岸關係面臨重大危機的時刻到來了。很可能就是:網絡傳播是兩岸關係的輿論攻擊的平台、破壞互信基礎的工具、鼓吹戰爭殺戮的喇叭。如是，兩岸危矣！祗有兩岸之間的網絡媒體堅持正向交流，才能給兩岸和平帶來福音。至於“第五媒體”社交媒體的正向作用，其實也應該是一樣的，當然，在形式上的變化與作用會有不同，需要認真研究及運用。

在網絡媒體的傳播過程中，我們必須覺察負面功能與作用的危害性。毋庸諱言，破壞兩岸關係正向傳播的網絡傳播，最大的危害來自兩岸的意識形態對峙、輿論對峙。在方式方法上，直接的危害來自那種以鼓動民粹、撕裂社會為企圖的網絡水軍。根據定義，網絡水軍為一群在網絡中針對特定內容發布特定信息的、被雇傭的網絡寫手。網絡水軍通常簡稱水軍，又名網絡槍手，他們通常活躍在社交網絡平台中，通過偽裝成普通網民，通過發布、回復和傳播博文等對正常用戶產生影響。“後真相時代”就是網絡水軍最為活躍、最有影響力的時代。無視兩岸求和平求發展、反對戰爭的主流民意，用極端的觀點來挑動兩岸民眾的情緒對立，沒有真相，也就沒有理解，沒有了理解，就不會有共識，沒有共識，兩岸就會漸行漸遠，最後就是決戰台灣海峽。如果兩岸新聞媒體人沒有作為，任由民粹分子在兩岸關係中構築“後真相時代”，兩岸關係必然被負能量的網絡傳播方式所摧毀。

四、社交媒體參與推動兩岸關係的作用與難題

此外要看到的是，近些年來，與有“第四媒體”之稱的網絡媒體不同，號稱為“第五媒體”的社交媒體在兩岸蓬勃發展，對兩岸關係必將會產生重大的不同效果的影響。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指互聯網上基於用戶關係的內容生產與交換平台。社交媒體是人們彼此之間用來分享意見、見解、經驗和觀點的工具和平台。所謂社交媒體應該是大批網民自發貢獻，提取，創造新聞資訊，然後傳播的過程。有兩點需要強調，一個是人數眾多，一個是自發的傳播，如果缺乏這兩點因素的任何一點就不會構成社交媒體的範疇。社交媒體的產生依賴的是WEB2.0的發展，如果網絡不賦予網民更多的主動權，社交媒體就失去了群眾基礎和技術支持，失去了根基。如果沒有技術支撐那麼多的互動模式，那麼多互動的產品，網民的需求祗能被壓制而無法釋放。如果沒有意識到網民對於互動的、表達自我的強烈願望，也不會催生那麼多眼花繚亂的技術。社交媒體正是基於群眾基礎和技術支持才得以發展。

我認為，應該做出這樣的基本判斷，社交媒體與網絡媒體或者其他傳統媒體一樣，都具有正能量、有正面的傳播功能。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面，也應該與網絡媒體一樣做得到。但是，社交媒體有不同的特性，有不同的能量就有不同的問題。社交媒體與網絡媒體相比較，它的受眾絕對中心化、去新聞專業主義化等等，都是完全不同的，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其中兩點需要特別重視：

1、需要特別重視社交媒體對熱點新聞的輿論影響。

社交媒體是如何對熱點新聞產生輿論影響的呢？專家分析指出：其一，社交媒體是熱點新聞信息報道的第一引爆點。社交媒體平台越來越得到年輕的社交媒體用戶的信任，成為網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信息來源渠道，逐漸成為熱點新聞曝光、發酵和消解的主要信息源，從而對輿論的議程設置的主導作用也日益凸顯。當事件發生後，因為熱點新聞本身就有聚眾性的特點，再加之社交媒體在信息發布的時效性上遠遠領先於傳統媒體，許多在事發現場的網民利用微信與微博將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以文字、照片和微視頻的方式第一時間呈獻給廣大受眾，瞬時引爆社交媒體，引起受眾的巨大關注，並在接下來的時間中不斷地跟進與更新事態的最新情況，從而進一步成為熱點新聞輿論的聚散中心。其二，社交媒體是熱點新聞信息報道的主要輿論場。社交媒體的發展為廣大網民提供了一個暢通快捷的信息表達的渠道，同時也是一個相對寬鬆的意見表達的平台。社交媒體在信息發布的時效性上遠遠領先於傳統媒體，所產生的輿論影響已經不再是傳統媒體輿論場的附屬品，而是真正成為熱點事件發生後的輿論主陣地。其三，社交媒體是熱點新聞信息報道的輿情放大鏡。社交媒體在近些年的發展中體現出兩大突出特點，第一是它的實時性，第二是它的交互性。實時性體現在對新聞事件的報道速度往往領先於傳統媒體，而交互性體現在事件傳播的廣度與深度上超越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融合了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多種傳播模式，使熱點事件一經曝光就能迅速擴散到受眾面前，引發諸多網民的熱議。事件發生後，擁有一手材料的網民在曝光事件時往往會加入自己對於事件的直觀感受，其發布的信息會由極簡潔的幾句話或者幾個詞構成，這樣不僅縮短了信息發布時所需時間，而且也方便受眾的快速理解與接受。在社交媒體的交互性特點下，更多閱讀到信息的受眾會在接收到發布者信息後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並會在轉發時加入自己的評論，在自由表述的情況下就容易形成不同的觀點，而被大多數人認同且支持的一個或幾個觀點就會形成熱點事件的輿論場。①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社交媒體以上三個方面的影響力有一個特別之處在於，可以利用熱點新聞來增強自己的輿論聚合，從自己的需要來解讀熱點新聞，在此基礎上凝聚受眾的共識，制約輿論場。在大數據時代，社交媒體的這種特性，是瞭解民意、掌握民意、引導民意的最佳途徑。足以證明，網絡媒體與社交媒體的結合乃至融合，是今後的網絡傳播的不歸路。

其次我們必須瞭解，社交媒體在政治上發揮的輿論制衡作用是非常明顯的了，尤其在台灣的選舉政治中。在2020年台灣的大選中，民進黨十分成功地利用社交媒體，不斷地丟出爭議性議題，供社交媒體去快速形成輿論場，影響全社會的民意，打破了過去以為“空軍”效果不大、即網絡民意難於落地的迷思。而國民黨最後卻放棄了社交媒體的選舉工具，迷戀“陸軍”及現場造勢、活動拉票之類的，結果是“陸軍”敗給了“空軍”，國民黨大敗。

第三，我們必須清楚知道，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過程中，如何通過熱點新聞來引起社交媒體的注意並形成所需求的輿論氛圍，是新學問、大學問，是需要通過創新的理論與實踐才能完成的。

2、需要特別重視社交媒體對兩岸關係的負面功能。

社交媒體的影響性，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更是可以亦正亦負的。在當前的兩岸社交媒體中，因為媒體平台的不同，加上傳播技術的限制，導致雙方存在互不相通、各說各話的現象，一時之間不容易打破這樣的傳播格局。但是，兩岸社交媒體在各自的輿論場中，發揮促進或者制衡兩岸關係的輿論作用，的確是非常突出的，其中負面的功能之巨大，是令人憂心的。

比如2014年3月爆發的台灣“反服貿”運動中，台灣的社交媒體的表現尤為突出，就服貿問題開展的街頭政治運動持續時間之長、參與人數之多、後續影響之大與社交媒體的積極參與是切割不開的。有研究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社會運動的孵化器，傳播與政治如影隨形，尤其當前台灣處在社會轉型期，移動傳播的介入如同“死水入活魚”，無論是政黨形象塑造、還是紅綠惡鬥、選舉造勢等，移動新媒體都在其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社會影響力。2014年發生的“反服貿運動”是新媒體助燃社會運動蔓延的最好體現。在運動醞釀期，以青年學生為主的抗議者利用Facebook與PTT等網站刊文，樹立討論靶子，並不斷挖掘當局企圖隱藏的醜聞；使用YouTube和“攝友會”進行視頻分享，擴大影響；利用谷歌旗下的軟件Hangout召開視頻會議，分派任務保持聯繫；運動從網上走到網下，變為群體性的街頭抗議之時，利用Ustream和無人視頻飛行器在Twitch平台上實時直播，並且將占領“立法院”的視頻短片第一時間上傳到CNN的公民記者欄目。根據台灣汪子錫教授的統計，青年抗議者還通過架設網站，在短短的幾小時內籌集到接近700萬新台幣。這祗是近些年台灣頻發的抗議活動中的一例，但特別的是，在這場運動中以社交平台為旗手的移動新媒體不僅起到了傳統媒體提供信息、維持聯繫等作用，還在維持秩序、動員士氣、籌集物資與規劃統籌方面提供了支持，可以說，它們成為這場社會運動從醞釀到爆發的重要因素。②

又如在2019年下半年的香港“反修例”暴力運動中，香港青年與台灣青年的互動及配合，都是通過社交媒體完成的。社交媒體在破壞港台關係方面，起到了最大的負面功能作用。這是前所未見的。

對於主流媒體來說，更加在意的是社交媒體的負面傳播效果，比如沒有“守門人”制度，去除新聞專業主義等等。社交媒體導致去新聞真實化，以情緒替代理性，也是主要的問題，令人詬病。

有專家從宏觀的角度來分析社交媒體的負面功能：其一，危害國家安全。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其給網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但是在網絡的發展中，網民不需要任何執照即可發送相關的信息，其打破了傳統媒體的局限性，可以較好地提升信息傳播的效率，然而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過程中，其同樣給不法分子帶來了可乘之機，不法分子利用網絡平台，可以傳播相應的謠言，並且發表極端的言論來危害國家的安全。其二，削弱政府職能。在傳統的媒體發展中，政府具有較強的監督職能，可以對媒體的信息進行把關，而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政府的職能已經被無限削弱。雖然各國政府可以通過監管、屏蔽和清理等方式來對互聯網進行管理，但是在社交媒體的出現過程中，其對政府的把關能力產生了較大的衝擊。網民在互聯網中可以自由地發表言論，並且傳播速度相對較快。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對政府的把關職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其三，西方國家的煽動影響。在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中，西方國家技術相對先進，已經壟斷了部分信息資源，但是在其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由於不法分子的煽動影響，致使國際環境的穩定性受到了較大的影響。在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中，社交媒體網絡平台已經成為了西方國家的重點政治工具，十分嚴重地影響了國際社會的穩定性。其四，不利於為網民營造良好的環境。互聯網的發展為網民提供了便利的網絡環境，但是由於不法分子惡意傳播不良信息，對網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不法分子利用網絡社交媒體肆意地散播謠言，對網民的網絡環境帶來了較多的安全隱患。③

以上的負面功能是從大陸的社交媒體狀況分析得出的，同樣可以放置在兩岸關係中的社交媒體中來觀察。現在看來，這幾類的社交媒體負面功能可能會嚴重危害兩岸關係：其一，危害兩岸關係安全的，如台灣社交媒體中突出的“台獨”聲量，大陸社交媒體中彰顯的民粹主張。其二，危害兩岸關係連接的，比如兩岸社交媒體都充斥著切割兩岸一切關係的異常激進的聲音與聲量。其三，危害兩岸關係正常的，在社交媒體中，兩岸都不乏造謠生事的信息源，對兩岸正常交往予以無底線的攻擊，極大地誤導民意。

中評社今後要思考的問題包括：第一，如何可以做到實現兩岸社交媒體的正常交流互通。第二，如何通過社交媒體參與到兩岸關係的新聞傳播過程中。第三，在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過程中，如何引導社交媒體揚正去負。總之，中評社長期堅守的絕對不養“民粹網軍”，絕對不利用社交媒體來編造假新聞從而迎合“後真相”時代，是絕對不可以放棄的基本原則。

總而言之，兩岸之間的“第五媒體”社交媒體因為雙方民粹情緒夾雜其中，對立的因素也不斷增強，當前極難發揮雙向溝通的良好作用。如何進行改善，發揮增進共識的輿論作用，這又將是新的兩岸新聞交流時期的新探索、新使命。

五、要推動數據新聞成為兩岸關係的新聞均衡器

因應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網絡新聞傳播必須跟上新技術革命大趨勢，兩岸關係中的網絡媒體傳播必然、必須與大數據融合發展。因此，數據新聞這一大數據時代的最新的新聞傳播形式，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必將會發揮重要作用。

而均衡概念是指接收端的均衡器產生與信道相反的特性，用來抵消信道的時變多徑傳播特性引起的碼間干擾。在帶寬受限的信道中，由於多徑影響的碼間干擾會使被傳輸的信號產生變形，從而在接收時發生誤碼。碼間干擾是移動無線通信信道中傳輸高速數據時的主要障礙，而均衡是對付碼間干擾的有效手段。我個人下的定義：新聞均衡器就是指對付兩岸關係亂碼的新聞品種，即數據新聞。現在數據新聞在兩岸關係新聞傳播中的作用還沒有彰顯，我們應該努力去推動。

1、民調是精確新聞或數字新聞，而非數據新聞。民調對兩岸關係具有影響力，數據新聞也一定會有。

在涉及兩岸關係的新聞表達中，精確新聞或數字新聞是台灣最常用的，我認為，台灣的民調新聞就是典型的精確新聞或數字新聞，而非構築於大數據基礎上的數據新聞。現在對民調有很多誤解，以為它就是大數據新聞，這是錯誤的。

民調是一種瞭解公眾對某些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意見和態度的調查方法。那麼，台灣的民調是怎樣進行的呢？2019年6月7日，人民日報刊載一則新聞，比較詳盡地報道了台灣民調是如何產生的，具體內容如下：

民調中心的布置很簡約，就是一個大辦公室分成幾十個格子間，每個格子間裡有一台電腦，每位工作人員配一副帶麥克風的耳機。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為了儘可能快速采集到有效數據，民調中心的工作時間均為晚上6時半到10時，以方便聯繫到上班族。通常情況下，民調中心每天上班的員工在30位左右，最多時有50位。地點則選擇在市中心附近，以方便員工回家。

民調公司如何抽樣選擇受訪者？首先，電腦系統會固定電話或手機號碼的開頭幾位。之後，系統會隨機抽取後面的數字。由於系統運行速度較快，當電腦撥打了空號會自動略過並撥打下一個號碼，直到打通為止。撥通電話後，民調公司的話務員會說明緣由，然後詢問被訪者的戶籍，再就具體問題徵詢他們的答案。舉個例子，如果調查的主題是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選舉，話務員就會問，如果由某某、某某和某某參選，假設明天就是投票日，請問您比較可能投給哪一位？備選的答案則包括具體候選人的名字、都不支持、還沒決定、無意見等。幾個問題詢問完後，話務員會向被訪者瞭解他的年齡、教育程度、族群、性別等個人信息。

根據統計學的研究，抽樣調查樣本在1068份時，結果誤差可以保持在上下3%以內。例如某位候選人民調結果為35%，實際結果大概率在32%到38%之間。這一結論和人口規模無關。TVBS民調中心負責人表示，如果做1000多份民調，一般需要3天時間。

從上面的報道來看，可知目前的台灣民調與大數據分析是不沾邊的，因此，由民調而形成的新聞就不可能是大數據基礎上的數據新聞，將之當作數字新聞更加貼切。現在，涉及兩岸關係的很多問題，都是由台灣的民調新聞所表述的，信不信兩可，因為所有人都清楚，民調的問題設計引導性太強了。但是不可忽視的是，民調對兩岸關係是有一定影響的，正面的，或者負面的都有。由此推論，數據新聞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也會對兩岸關係發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力。

2、台灣政治與數據新聞互動性加強，也必然會與兩岸關係加強互動性。

我們要注意的是，台灣的大數據與政黨政治的結合非常迅速，非常緊密，也出現了數據新聞+政治導向的結構。

擧一個例子：台灣政壇政治人物拼出頭，藍綠誰是聲量王？依台灣時事大數據網站“網絡溫度計”公布全台22縣市首長網絡聲量與好評影響力調查，台北市長柯文哲以79萬5257篇討論穩站全台“聲量王”，台南市長黃偉哲好評影響力名列“好感王”，新北市長侯友宜、台中市長盧秀燕獲網友青睞，網絡聲量、好評影響力分居2、3名。

“網絡溫度計”彙整2020年4月22日至7月20日，全台22縣市首長在網絡上的社群討論文章與新聞報道篇數，分析出網絡聲量與好感度。在網絡聲量部分，前6名都是“六都”市長，與輿論關注的焦點相符。其中柯文哲以79萬多篇討論，高居“聲量王”，重要討論集中在“社群關注”有71萬多則，“媒體報道”有8萬多則。新北市長侯友宜，網絡聲量大都來自“社群關注則數”，計有8萬8635則，占總聲量約7成，“新聞媒體報道則數”則有3萬9623則。全台聲量第3是盧秀燕“社群關注”有3.3萬筆，“新聞報道”則有2.4萬筆，相較新北兩位首長，比例分配較平均，顯示盧秀燕上任後，採取穩扎穩打方式，獲網友認同。

據瞭解，該大數據網站以網絡討論綜合分析“網絡聲量”及“好評影響力”，以數字會說話，讓全台縣市首長更加瞭解廣大網友對施政的評價。以網絡行銷政策與政績，成為現代打“空戰”的必備戰場，讓自己更有聲量，獲得更多好感，才能持續在台灣政壇發揮影響力。

這樣的新聞已經具備數據新聞的基本要素了：第一，新聞源來自大數據。第二，可視化程度可以做得非常高。第三，有新聞性，甚至有故事敘述的空間，能夠引導社會輿論與政治輿論。

3、數據新聞成為兩岸關係的新聞均衡器具有正向功能。我認為，隨著兩岸彼此的數據新聞不斷發展豐富，必將在兩岸關係中發揮數據新聞的傳播與溝通作用。如何促使數據新聞成為兩岸關係的新聞均衡器，是我們面對的新課題。在中美激烈博弈時代，兩岸關係僵持不下，“後真相”烏雲也籠罩在兩岸新聞傳播之中，社交媒體帶來了太多的極端觀點，造就了缺乏事實真相的時代，這對新聞交流促進兩岸關係的歷史具有可怕的終結威脅。而數據新聞掌握得當，必能發揮找回真相的特殊作用，對遏制兩岸之間的亂碼與噪音有極大的好處，這就是新聞均衡器的主要作用，具體而論，則有兩個方面：

第一，數據新聞有利於為兩岸新聞傳播輸入創新的思想與風氣，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輸入新的輿論能量，新聞均衡器必須具有不同過去的新能量。

如專家指出：數據新聞的出現沖擊傳統的新聞理念。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但數據新聞是從海量的新聞數據中發現新聞線索，所以內容常常不是新近發生的事實，而是對社會現實的宏觀報道。關於新聞價值，學界一般認為新聞價值具有五性：時新性、重要性、接近性、顯著性和趣味性。“事實發生概率越小越有價值”，“越是著名的人身上發生的事情，越有新聞價值”。但是，對於數據新聞，卻是事實發生的越頻繁越具有新聞價值，即便是小人物因為在數據表現上顯著則也可以引人關注。在傳統的報道中，新聞真實受到各種條件限制，可能祗能選取部分事實加以報道，但數據新聞卻能對“全體”進行報道。當然，挖掘新聞價值和傳統新聞媒體一樣都不能離開受眾的需求。但是如何挖掘受眾喜歡、有價值的信息，不論對於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都是一直關注的問題。④

兩岸關係新聞在很多的時候，受制於政治關係，比如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台灣方面的有利於兩岸關係的新聞就容易發出來，民進黨執政，則出現了台灣對大陸全是負面新聞報道的結果，支持兩岸和平發展的台灣輿論領袖都不敢說話了。而數據新聞不一樣，它不是局限在哪一個政黨是否允許說話，它很容易表達人民說的心里話，這就是“全體”報道的意思。對於兩岸關係，讓宏觀報道、“全體”報道來對應偏頗的片面報道，才能有正向傳播的效果。

第二，數據新聞要發揮兩岸關係的新聞均衡器作用，靠的不是數量，而是要靠質量。

有專家結合《衛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外國代表性媒體的數據新聞報道，研究國外報紙的經驗與方法後指出：國外數據新聞偏重嚴肅選題。國外數據新聞的選題涉及面非常廣，沒有一定的限制，但更偏重嚴肅選題，注重挖掘意義。一般情況下，有三個基本原則：一是熱度，即關注當前發生的重大事件或熱點問題﹔二是角度，即可從數據的角度進行分析，且有可獲取的數據﹔三是深度，即可以通過大數據進行深層次解讀，以數據本身的價值吸引受眾。⑤

由此可見，數據新聞的嚴肅選題在兩岸關係新聞傳播中，就是質量的體現。問題導向思維指導下的新聞角度，大多數屬於嚴肅選題。作為致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中評社的新聞及輿論，絕大多數都屬於嚴肅內涵的，所以，數據新聞與中評社所具有的屬性相得益彰。

六、習近平的互聯網思維與互聯網對中共涉台政策的影響

在兩岸關係網絡媒體傳播的發展歷程當中，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了中共領導人對此的日益重視，也切實體會到了網絡媒體傳播對中共對台政策具有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作用。我在《習近平哲學思維與兩岸關係論綱》一書中已有比較詳盡的論述，在此可以再作簡單的介紹。⑥

習近平主政後，適逢互聯網大發展時期，習近平高度重視，並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認識論，習近平認為，互聯網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要善加利用。互聯網有利瞭解民心，聚結民心。互聯網可以推動國家的科技創新。互聯網應該成為核心價值觀等社會正能量的傳播培育載體。互聯網可以改造新聞傳播模式，增強傳播實力。可以說，習近平是最瞭解互聯網、最重視互聯網的中共核心領導人。習近平高度重視互聯網的思維，對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具有非常巨大的推動力。互聯網成就中國時代，習近平互聯網思維必將成就中國的領先世界的互聯網新時代。

在習近平的致力推動下，中共全黨都與互聯網時代深切互動，共同進步。我認為，互聯網在兩岸關係中的傳播，對中共對台政策也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其一，互聯網給大陸社會帶來的最大變化，就是資訊交流與意見表達合一化、普及化。10億多網民，每一個人都是信息傳播者，也都是意見的發表者。這樣的時代巨變，真的是數百年一變，是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也是大陸社會最新的突變。在這樣的背景下，知識精英、政策執行者掌握輿情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網民已經參與了兩岸關係的廣泛討論，以及對中央對台相關政策的廣泛討論。在習近平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下，中共高度重視互聯網民意，同樣的，也會高度關注在互聯網反映出來的大陸民眾對台灣問題表達的集中民意。

其二，互聯網並非祗限制在碎片化傳播功能，如果從時間的留存、容量的多少來看，互聯網比任何媒體平台都要大，都要深，都要有優勢。所以，互聯網催生互聯網思維，這是新科技對人類思維進步的刺激。現在，從中共的政策思考乃至各地政府施政的過程中，都可以看得見互聯網思維的運用，以及網民思維的體現。在關於台灣問題上，大陸的網絡共識、網絡思維正在逐步形成，並開始對知識精英乃至政府政策產生影響，而這種影響在不斷加大。

其三，互聯網也是中共與民眾民意直接溝通的最廣大平台，是執政者與人民直接對話的渠道，上下之間是零距離的。十八大以來，中共對台政策每一次都能夠最及時最全面在互聯網傳播，讓億萬網民知曉其道理。所以，在遇到形勢變化的關鍵時刻，如何用好互聯網形式，與網民直接溝通，是必須要掌握的方式方法。網絡上的兩岸關係，就是民心民意最直接的反映。

其四，大數據的運用使得大陸對台灣民心民意的理解越來越充分。過去，大數據未有誕生之前，大陸方面對台灣的情況瞭解渠道不多，不可能太全面、深入，這對決策的準確度是有很大影響的。現在，大陸各方面對大數據高度重視，對台灣情況的理解度就不斷深化。形象言之，通過互聯網與大數據，大陸對台灣形勢發展變化可謂瞭如指掌，必能充分把握。

因此，不斷發展進步的互聯網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大，互聯網傳播需要與時俱進，但是絕對不會被邊緣化。中評社所擁有的網絡通訊社、網絡媒體，乃至現在正在努力打造的智庫媒體與大數據智慧媒體融合的功能，必能在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融合發展進程中不斷發揮作用，不斷建立新功！

注釋：

①《淺談社交媒體對熱點新聞的輿論影響》，2017年4月6日，來源：今傳媒，作者：王妍。

②《台灣移動傳播發展現狀》，2018年9月12日，來源：《新聞戰線》，作者：黃楚新、崔政韜。黃楚新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新媒體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新聞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崔政韜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

③《網絡社交媒體傳播的負面功能探析》，來源：科技傳播，2016年2期，作者：蘇立冕。

④《數據新聞的生產特點和優勢——以2016年《衛報》關於里約奧運會相關報道為例》，2016年10月14日，來源：人民網，作者：邊詩朦。

⑤《國外報紙如何做數據新聞》，2016年6月27日，來源：《中國報業》，作者：劉瓊。

⑥《習近平哲學思想與兩岸關係論綱》131頁，來源：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8年3月初版，作者：郭偉峰。